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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整理自《匯賢論商第六期：“一帶一路”背景下，企業“出海”的機遇與挑戰》。

中國企業 “走出去”經歷了幾個階段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，企業“出海”增多，以到歐美并購為主；2013年共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提出后，中國企業投資開始往東南亞、拉美、非洲等 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區域拓展；2015-2016年企業出海全面開花；2016年海外并購浪潮過后，政府加強了對海外并購的監管，包括出臺各種海外投資法規、提高國央企海外并購規范性要求，支持更高質量的海外擴張，2020年開始受各種因素影響，海外投資逐漸進入低谷，鑒于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需求和轉型需要，加之疫情管控放開后國際交流大幅增加，中企海外布局的步伐再次提速。

當前可以說是一個重塑的過程。具體來看，當前企業“出海”有這幾個變化。

一是原來以投資為主，一般來說投資全周期包括投融管退四個環節，也就是投資、融資、管理和退出。以往我們看到中國企業大多數考慮的，都是如何通過海外投資進行業務拓展以及帶動國內業務，現在企業也開始考慮退出，是一個從投資到投資與退出并舉的過程，側面反映中國企業也更加成熟理性，會綜合考慮資金利用有效性、業務整體布局、協同效應價值等，積極動態調整投資組合。

二是以前多為直接收購公司或項目，在2016年海外投資高峰時期，海外并購交易金額接近千億美元，綠地投資不到200億美元；2016年后并購交易金額逐漸下降，而綠地投資增多，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海外并購的交易金額：如2023年綠地投資270億美元，并購交易150億美元。并購方面企業面臨諸多挑戰和困難，同時也面臨外部的壓力。之前我們很多賣方項目，在探討投資人清單的時候，賣方都會要求加入中國投資人，主要是因為中國投資人對海外投資的積極性，以及考慮到協同價值后報價很有競爭力。但近幾年，尤其是疫情后，很多海外賣方會盡量避免接觸中國買家，主要擔心之一就是中國買家能否走到最后，通過外商投資審查。但綠地投資中，企業通過投資建廠將產業鏈、供應鏈延伸到海外，同時也帶動當地就業和經濟發展，十分受東道國的歡迎，相對來講限制較小。

三是區域變化，以前是歐美為主，大部分是對成熟企業的技術、產品和業務的并購，這幾年東南亞、中東、拉美、非洲區域熱度更高，由產品“出海”向服務、業務“出海”轉變，以技術和產品換市場。

最后是參與主體的變化，以前以央企為主，最近上市公司民企、地方國企參與增多，中小型民營企業逐漸活躍，通過設立海外分公司、投資設廠、境外合資和并購等多元化模式，推動跨洲多點布局。

中國企業“出海”仍有諸多機遇。

中國企業當前“出海”重心在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，例如東南亞區域占據地理優勢，離中國很近，人口較多，消費市場潛力大，且生產成本較低，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將帶動中企將供應鏈轉移到東南亞，進行制造業、新能源相關產業的投資布局，同時也在大力發展電商及數字經濟、倉儲貨運、零售領域的業務機會；中東海灣國家在疫情后時代成為投資熱點，其石油經濟轉型策略及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利好，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巨大商機。高GDP和年輕化的人口結構為這些國家創造出新興的消費市場，中資企業除了投資新能源外，也在積極跟蹤先進制造業、數字經濟、生物醫藥等領域的投資機遇；非洲及拉美國家在‘一帶一路’框架下的基建、能源和礦產合作將繼續；而墨西哥憑借其龐大的消費市場、良好的制造業基礎、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以及在北美的區位優勢，也吸引了眾多中國企業前去投資建廠，有望成為新一輪綠地投資的重要目的地。

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的投資目的地沒有投資機遇。以歐洲為例，雖然過去幾年，受歐洲國家政府加大了對 “敏感行業領域”外資收并購審查的影響，中企在歐洲的收并購活動大幅度減少。但在歐盟積極推動綠色轉型的背景下，具有技術和成本優勢的新能源、電動汽車及其產業鏈上下游的中國企業將通過綠地投資，逐步將研發、生產和售后都更靠近歐洲消費者市場。

在看到這些趨勢的同時，我們也需要注意，中國企業海外布局的過程中，涉及諸多環節，從初步設想、戰略規劃到具體執行，從落地實施到穩定運營，每一步都需要深思熟慮和精細化管理。我們觀察到中資企業“出海”在規劃、執行和落地運營階段主要面臨幾大挑戰，在這里也都一一列出，與大家交流分享。

從外部環境上看，大家均面臨全球經濟下行、海外融資利率高、匯率波動大的問題，同時當前地緣政治風險加劇，不同國家對外資審查的態度不一，對不同形式進入市場的投資人歡迎度不一，這些都會影響企業的“出海”投資決策以及落地運營。

另外，很多新興市場如東南亞、非洲、拉美等，融資環境相對不成熟，股票和債券市場規模較小，證券市場流動性不足，給企業走出海外帶來了一系列融資挑戰。過往中資企業更多依賴中資的金融機構，目前用人民幣融資的利率跟海外融資相比也更有優勢，但很多項目投資期長，如何在長期投資中平衡利率因素、匯率影響，是很多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。建議除中資金融機構外，企業也積極尋求與國際銀行、區域性金融機構及一些政策性銀行建立關系，探討更加國際化、市場化的融資方案以及更多元的匯率、利率對沖產品，以提高項目回報率，降低資金風險。

除了外部影響外，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的一個核心挑戰是，“出海”目的不明確導致的目的地選擇、以及市場進入策略的決策搖擺。在規劃企業“出海”時，首先要回答一系列問題，“出海”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為了開拓市場，獲取技術，降低成本還是聯動國內業務？業務目的和財務目標該如何確定？為了達成這個目的，應在何時、何地“出海”? “出海”目的地的宏觀情況和競爭環境怎么樣？上下游規劃，供應商篩選和客戶訂單是否落實？應以何種業務形式“出海”？是否完善考慮了稅務、法律風險及退出機制？考慮好“出海”的目的和定位后，下一個問題是通過何種方式來進入市場？通常來講“出海”模式包括目標國銷售渠道的合作如總代理、授權，直接從零開始投資設廠，也就是我們講的綠地投資，收購本地公司，或者與本地生產企業、渠道商組建合資公司。這些問題需要充分的思考和調研，結合自身企業和產品優劣勢來進行選擇。

確定好“出海”的目的和市場進入策略后，接下來企業需要盡快全面熟悉海外政策及投資環境。企業在投資前需要對目標國的各種政策進行詳盡調研，如當地對于不同行業的補貼和激勵政策及穩定性，市場監管框架，關稅等貿易政策，市場準入壁壘，外國投資審批政策等等。比如很多投資人都在積極投資東南亞新能源市場，但各國新能源項目開發均涉及政府許可，包括投資許可、環境許可、并網許可等，許可過程可能會受到當地政策、法規、審批程序的復雜性以及對外國投資者的態度等因素的影響，進而影響中國投資人的投資決策。對于投資目的地的政策及監管環境，一方面中國企業需要提前熟悉當地政策與法規差異，通過官方報告、權威媒體、中介機構等渠道，定期收集和分析相關信息；另一方面在落地運營的過程中，也可以主動與行業協會、商會等建立聯系，保持緊密溝通，通過不同渠道積極向政府反饋行業需求，參與政策討論和制定。

接下來是供應鏈穩定的挑戰。以新能源企業為例，我國的新能源產業鏈完整，技術更迭快，成本低，部分企業在海外投資設廠會把國內的相關產品運輸出去，新能源設備體積大、重量重，運輸過程中也可能面臨關貿風險，導致新能源項目進度延誤，增加項目成本，影響企業效益。除了基于產能規劃，提前安排好供應鏈事項外，也可以鼓勵上游企業以團體形式“出海”，拓展本地采購，并構建國際化采購能力，或者與當地企業建立合資公司，實現供應鏈的本土化。海外落地運營中的困難，主要體現在對市場的洞察及產品組合規劃、全球化管理、人才管理等方面。在并購和合資模式下，企業需要與合作方共同經營管理，如果投資前期未能妥善制定合資協議或公司章程，未能明確梳理議事規則和管理條件，都可能導致當地管理層與總部溝通不暢，或合作方在戰略和運營中出現僵局；另外，本地化的管理和運營，尤其是派遣員工與當地員工的融合溝通，也會對投資的成功產生重大影響。很多國家為了促進經濟多元化和保護本地就業，都會有本地員工保護制度，如巴西、沙特等，鼓勵企業招聘時優先考慮本地員工。在沙特市場，企業不僅需要滿足“沙化率”的硬性要求，還需關注其可能產生的非規律變動。這些變動可能涉及本地化內容的調整、購買力轉向本地產品和服務的引導措施等。因此，進入沙特市場的企業必須密切關注相關政策動態，以確保業務運營的合規性和可持續性。

最后對于合規、ESG以及數據安全領域，中國企業也需要予以重視。之前我們經常碰到在國際投標項目中，競爭對手或NGO等借助合規事項、ESG履行等，制造輿論壓力，讓中國企業處于不利地位。確實在國際市場競爭中，中資合規管理領域遇到的問題尤為突出，主要體現在合規意識薄弱、合規文化缺失、合規機構缺設、合規人才缺乏以及合規激勵不足和違規處罰不力等方面。同時各國對ESG、數據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越來越高。企業應提前規劃并做相應投資，加強合規管理并建立有效的獎懲機制。

來源：匯賢論商